“方知终点即起点”

——记中国再保险公司首任总经理戴凤举校友

2006年春节，戴凤举在苏北兴化的新农村与家人一起欢度春节。除夕之夜，一条条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慰问短信蜂拥而至，为他送来祝福。戴凤举逐一地读着这些短信，并以一首小诗作回复，祝贺大家春节快乐。诗云：“飘泊江湖五十年，苍海茫茫不见边；如今回到出生地，方知终点即起点”。

戴凤举“少小离家老大回”，风雨数十载，故土情深。在他走上人生旅途的最初，故乡给了他厚实的滋养。

这首小诗，不禁让人联想到戴凤举的漫漫人生路：求学之路平坦而坚实，政坛生涯曲折而顺达，商海旅程风云际会；且行且思，且停且悟；虽然平凡，却也不乏传奇色彩……

“金寒水冷”与“金白水清”

1941年农历10月21日，戴凤举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县大垛乡吴岔河村的农民家庭。母亲信佛，曾请盲人给他算命。盲人们用天干和地支相配，推测他的生辰八字和前途，其说法并不一致。

有的说：“他生于大雪节后两天，其时金寒水冷，未免堂上无力，六亲不靠，兄弟虽有若无，单行独骑，无帮无衬。”有的说：“非也！他的命虽属金寒水冷，但他不断走木运和火运，木能生火，使金寒水冷转为金白水清，金水相滋。为人聪明心慈，大有作为；又临文昌长生之地，定卜文学超群。家缘欠佳，但外缘很好，崎岖蜀道，幸能巧走；每遇小人暗算，必有贵人相助。因此，一生虽驳耗纷繁，但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这些含糊、抽象的话，给人们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当然不可全信。但戴凤举一路走来，在人生的每个关口，都得到贵人相助，这是事实。

小学入团  中学入党

少年时期的戴凤举身体单薄，父亲想把他培养成为“先生”（即小学教师），以便脱离农业劳动。当时村里没有完备的小学，1950至1953年，他在本村读了三年的“私塾”，就到离家七里路的大垛小学寄宿读四至六年级，在小学毕业前夕加入了青年团。

1959年7月，初中毕业时，戴凤举突然接到县委组织部的通知，说他被保送到江苏省干部文化学校，要他速到扬州报到。这所学校本来是给在职的工农干部补习文化，1959年，中共江苏省委为了培养文字干部充实党政机关，决定在这个学校增设“高中部”（甘泉高级中学）。当年，即从全省选调了300名初中毕业生，进行定向培养，学制三年，以语文、政治为学习重点，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后备人才，即所谓的“红色秀才”。

在甘泉高级中学，戴凤举遇到了一批对他有着重要影响的“贵人”，如校长章心如、语文老师陈天白等。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通过各种方式培育学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鼓励大家树立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学校要求学生博览群书，熟读和背诵大量古文，还经常举行背书比赛、作文比赛。为了鼓励学生写作，学校创办了油印刊物《青春》。省委主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陈光、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学校校长章心如等领导干部每月都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以“稿费”的名义奖励给《青春》文章作者，多则十元，少则五元。这些举措在今天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当年极大地激发了莘莘学子们的写作热情。

戴凤举踊跃参与这些活动，数次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获奖，很快就脱颖而出。这其中，语文老师陈天白给予他极大的帮助。戴凤举在2009年出版的新书《少作集》中曾写道：“常人的细胞总是多种多样的，所不同的是，有的被激活，有点始终沉睡。当时，陈老师把我身上的文学细胞全部激活了，使我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前夕，戴凤举把当新闻记者作为自己的职业梦想。

1961年6月，戴凤举在甘泉高级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丰富多彩而又不无遗憾的大学生活

1962年9月，戴凤举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那时，他极想当记者，高考第一志愿填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但未能如愿。入校以后，随着专业思想教育的深入，在老师们的影响下，他很快喜欢上了金融专业。

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他得到许多名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当时金融系主任张焕彩（后来担任财院副院长）。这位革命家出身的金融专家，一反当时的主流教育观念，主张学生要自由发展，给学生更多的发展空间。他发现戴凤举文笔不错，就鼓励他多写作，甚至准许他请“创作假”。1966年春天，张副院长带学生去大寨实习，强调学生要深入实际调查真实情况，不要人云亦云。他对戴凤举起草的包含某些独立见解的调查报告，十分赏识。“文革”中，张副院长曾被戴上“反对大寨红旗”的帽子，遭受批斗，戴凤举作为他的“得意门生”也受到牵连。

当时授课的老师还有金融系的张玉文、俞天一、王佩真等，政治理论教研室的宋立仁等，他们都是学术造诣很深的专家，不仅传授知识，还给学生很多人生启迪。金融六二级的党支部书记、年级主任刘春阳，既是同学们的师长、又是大家的知心朋友。

1963年以后，全国逐步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从小养成的习惯，戴凤举阅读兴趣广泛，求知欲很强，在学习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通俗易懂的文章之后，转而攻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矛盾论》等，并随时总结学习心得，写成文章。1964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他学习《矛盾论》的收获，题目是《揭开矛盾才能进步》，还配发了“编后感”。

当时，报刊上发表学习体会，大多数停留在“学雷锋、做好事”、“战天斗地，连续几天不睡觉”，有病不请假，“轻伤不下火线”的初级阶段；即使是学哲学的文章，也只是在工作上坚持“两分法”，抓主要矛盾，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等等。戴凤举的文章，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比如，学金融不是自己的志愿，却被录取在财金学院，如何面对“服从国家分配”与“坚持个人志愿”的矛盾；为革命还是为个人；没有当时那种人云亦云的套路，文章很快被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习〈矛盾论〉》一书。《文汇报》理论学术部聘请他当通讯员。这篇文章和之后发表的几篇文章，让戴凤举在校内外小有名气，但也因此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

在十年内乱的初期，戴凤举受到莫名的指责和批斗，被打成“保皇派”、“黑修养专家”、“修正主义苗子”。虽然心中有迷茫、困惑，但戴凤举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学习的习惯，经常游走于学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书店之间，借书买书，广泛涉猎文学艺术、诸子百家。

浩劫和动荡之中，戴凤举孤寂地度过了大学的最后时光，毕业时，被惩罚性地分配到江西省崇义县。

江西十八年

1968年7月15日，戴凤举到江西省崇义县人民银行报到。不久，被分到偏远的杨眉公社营业所当会计。在一年半的柜台生涯中，他的工作表现是一致公认的，曾被评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和“五好职工”，但他内心并不平静，在纪念自己“进山一载”时，他写过一首打油诗：“去年七月进山来，今年稻香已一载。笑问举兄何长进？学会记账坐柜台。”

去崇义报到前，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的宿舍里，一位同窗好友与戴凤举促膝长谈，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好心地提醒他：“分到崇义，回北京是毫无希望了；干得好，也许能在赣州安家；想调到省城南昌，也很难。”

意想不到的是，戴凤举在崇义苦干了四年半之后，又遇到一位“贵人”：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姜佐周。这位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干部，在完成了从“走资派”到“当权派”的转变后，虽然与戴凤举素昧平生，但对“文革”初期的“保皇派”情有独钟。他偶然听说崇义的大山沟里有个“秀才”，“文革”前曾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文章，于是，一纸调令，使戴凤举一步从崇义跨到南昌。他调到团省委宣传部，先当干事，后当副部长，并开始负责筹办《江西青年报》。后来，戴凤举出任团省委常委、《江西青年报》总编辑。

人生的轨迹虽然不完全按自己的意念运行，但这一回却圆了他青少年时期做记者的梦。戴凤举如鱼得水，办报才能毕现。短短一两年时间，《江西青年报》从无到有，影响从江西扩大到全国。

文才与领导艺术并举，戴凤举的名气已在报界之外。1983年6月，他担任中共南昌市委副书记，步入仕途。那一年，他41岁，是全省地、市级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位。

保险十八年

仿佛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戴凤举的人生，不断面临着“服从国家分配”和“坚持个人志愿”的选择。

1986年，戴凤举从江西回到京城，出任国家审计署金融司司长。

1990年，他又离开京城，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总经理。

1992年，他又返回京城，出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

也许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有关，此时的戴凤举克服了中国文人“耻言经商”、“耻言赚钱”的遗传病，心甘情愿地当一名保险商人，而且一干就是十八年。

1996年1月，随着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戴凤举承当起振兴民族再保险业的使命。这一年，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成立，填补了新中国只有再保险业务而没有专业再保险公司的空白。戴凤举受命担任总经理。

1999年，国务院又决定在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再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挂帅的还是戴凤举。这是国内唯一的一家专业再保险公司，除经营商业再保险业务外，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营法定再保险业务。

当时，人们刚弄明白：保险不是用铁皮做成的“保险柜”。至于再保险，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戴凤举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又一次发挥宣传和写作的特长。“再保险就是对保险的保险，它是为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他撰写的《谁为保险“保险”》一文，荣获中国改革开放系列丛书《世纪之交的思索——当代中国领导干部文集》优胜奖。他的宣传再保险的文章，还登上了《求是》杂志的大雅之堂。

抬头望世界，已是强手如林。中国再保险如何争得一席地盘？走怎样的发展道路？

戴凤举说：“坚定地走中国式的发展再保险事业的道路”，“我们要以开拓国内市场为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我们要用已之长，克人之短，打出中华民族再保险业的品牌。”

从1996年至2004年的九年之中，中国再保险公司的业务量逐年增长，累计收入保费1295亿元，支付赔款700亿元，提取各类准备金194.8亿元，为稳定保险企业的经营做出了贡献。

九年之中，中国再保险公司创造了50.56亿元利润，其中，弥补了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分家时划转过来的23.81亿元亏损，上交了7.38亿元的所得税，补充了26亿元资本金，公司资本金由国家拨给的13亿元增加到39亿元。

2001年，为加入世贸组织，我国政府承诺逐步取消法定分保。这对于主营法定再保险业务的中国再保险公司无异于当头一棒。在最困难的时候，戴凤举曾与公司员工同唱《山不转水转》，并一度把它作为公司的司歌；在最困难的时候，戴凤举呼吁：中国再保险公司到了《国歌》歌词里的“最危险的时候”。

问题反映到国务院，温家宝同志批示：“对再保险公司因逐步取消法定分保比例可能造成的经营困难和赔付风险，再保险公司及保险改革领导小组要认真研究并提出对策”。此后，中国再保险公司上报了股份制改革方案，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

根据这个方案，戴凤举在2003年把中国再保险公司组建为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并筹建了财产再保险、人寿再保险和大地财产保险三家子公司，实现公司的商业化经营。

根据这个方案，2004年，中再集团筹建了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对华泰保险经纪公司增加资本金，优化股权结构。

多年来，中再集团的股权结构虽有变化，但是“一拖六”的结构框架保存至今。

改制转轨，实施集团化、多元化、专业化、商业化的发展战略，使中国再保险公司渡过了因取消法定分保带来的经营困难，闯出了一条生路。这其中，戴凤举功不可没。

急流勇退  告老还乡

戴凤举喜欢历史和文学，常从历史人物身上汲取营养，并与朋友们交流。

知天命之后，他谈得较多的历史人物是他的同乡——明朝的“状元宰相”李春芳。他认真研究了《明史》里的《李春芳列传》，说《列传》计700字；其中，因遭诋毁而上疏要求退休的，达4处、8次、30个字，如：“春芳疏辨求去，帝慰留之”，“三疏乞休，帝不允”，“两疏请归养，不允”；后来，他又遭人诋毁，“求去益力”，终于感动了皇帝，恩准他告老还乡，并‘遣官护行’。一路上，地方当局热情接待，与他在职时一样。春芳回到兴化，“父母尚无恙，晨夕置酒食为乐，乡里艳之”。这等圆满的结局，令戴凤举十分钦羡。

戴凤举非常佩服《儒林外史》第八回里的一个人物——南昌府的蘧太守。蘧太守在南昌任职期间，奉行“安全聚会，与民休息”的政策，廉洁奉公，爱民如子，讼简刑清，八方太平，官品、口碑极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人员都吟啸自若，衙门里只闻得三样声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而他却非常谦虚，常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我本无宦情，南昌待罪数年，也不曾做得一些事业，虚糜朝廷爵禄，不如退休了好。”

蘧太守退休后，朝廷派了一位“干练之员”来补授。这位新太守又贪又残，到任后经过“一番振作”，衙门里换成了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南昌百姓，有的被他算得倾家荡产，有的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全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干了两年，又被提拔。蘧太守不在其位，不问其政，早就乘船回浙江故里养老了。

也许受到李春芳、蘧太守和宋词名句“算计只有归来是”的影响，戴凤举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思想难免老化、僵化，并产生惰性，缺乏创新、开拓精神，影响企业发展。因此，他决意引退。多次口头申请未获批准，2005年1月，他递交了正式的书面辞职报告。

2005年5月，他卸去了中再集团一把手的重担，算是“半退”。当时，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保险学会会长。

2008年6月，随着全国政协和中国保险学会的先后换届，他办了“全退”。

“囊中常羞涩  樽中酒不空”

纵观戴凤举的工作生涯，他虽然没有当高官，发大财，但他的精神很充实，很富有。

他是新中国第一家再保险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任职时间达九年半之久。当时，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董事会，总经理是法定代表人；

1999年，中国再保险公司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成立了“中国核保险共同体”，他是中国核共体的第一任主席；

2003年，他主持创建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这家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

2004年，他主持创建了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这家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

外国的大公司、老公司，常在公司重要位置悬挂历届领导人的画像，意在鼓励创业、鼓励进取、鼓励奉献。这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现在，中国有很多大公司，但“百年老店”很少，加上“届”数不多，多数领导尚未“盖棺”，因此，“历届领导人”往往不被重视。

其实，只要公司存在，不管政策如何变化，这“第一任”总是换不掉、改不了的。

而且，只要公司有生命力，其“一把手”，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而“第一任”永远只有一个。

这就是戴凤举值得自豪的地方。他说“我带回老家的四个‘第一任’，既无形，也无价”。

现在，戴凤举在老家颐养天年，并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他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散步”。他不搞收藏，但对别人赠送的一枚“如洗翁”的印章却爱不释手。岁月流逝，风起云涌，但他的内心却一如少年，洗尽杂染，笑看庭前花开花落。更难得的是，他虽然退休，回报社会、回报故土的脚步始终没有停下。几家金融机构恳请他担任有报酬的名誉职务，他婉言谢绝；兴化市工商业联合会推荐他出任北京兴化商会会长，他欣然应允，并高兴地说：“叶落归根，我终于成为兴化市的干部了”。

戴凤举是中国金融系统为数不多的“一级行员”，薪酬不菲。但是，金钱对他仅是“过路财神”。他把“消费”分为物质的、精神的；又把“精神消费”分成为自己的、为他人的、为社会的。他认为：物质消费，可以养身；“精神消费”，可以养心；养心比养身更重要。正因为如此，他将国务院发给他的政府特殊津贴捐给村委会，支持村里的水污染治理工程；他热心公益事业，常慷慨解囊。

他常说：“用掉的钱，才算是自己的。”他并不奢侈，自己在家吃饭或陪老伴下馆子，常喝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他到别人家里做客，总是到酒架上找最便宜的酒，并说：“酒肉穿肠过，热闹热闹就行！”然而别人来他家作客，他必以好酒招待。一位知情人评价他：“他终生衣禄无亏，不缺财，但也不余财，外面光华内里虚”。

他常说：“人生是一个圈，终点，即是起点”。

不过，他的人生的轨迹似乎更长，圈子更大，曲折和坎坷也多。他，是螺旋式地回到起点的。